后记（一）(3/3)

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，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。而徐志则来了香港，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，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，徐志教文学，张幼仪教德文。

至于叶灵凤，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，当年和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。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《幻洲》，被禁，又主编《现代小说》，被捕。抗战爆发后，叶灵凤参与编辑《救亡日报》，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，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。

相比起徐志和叶灵凤，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。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，又前往黎大学留学，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，结果却被困在上海。他靠卖文为生，两年时间筹集路费，途经广东、广西一路前往重庆，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。

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“鬼才”，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，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《风萧萧》。这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，讲述了三个女间谍（国党、日本和国间谍）之间的斗争。

描写谍战的《风萧萧》让读者耳目一新，当时是这样形容的：“重庆江上，几乎人手一纸……再现洛纸贵之盛况。”不仅如此，这小说还在中国生一个新的文学派，即“后期浪漫派”。

在搬来香港之后，徐吁的创作生涯另一个峰期，整个60、70年代，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！

“四条！”周赫煊一张麻将拍。

徐吁笑：“老校，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，让我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”

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周赫煊正好担任校职务，所以他称周赫煊为“老校”。

“吃啊，送上门的还不吃？”叶灵凤笑。

“不吃不吃，自力更生，摸牌要，”徐吁笑呵呵，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，决不吃嗟来之。”

周赫煊乐：“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啊。”

“那帮绿背，就是该骂！”徐吁说着拍一张牌，“九筒！”

“绿背文化”在此时的香港很行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。“绿背”之绿，是元之绿，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“亚洲基金会”，资助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。

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，三餐难继，生活窘迫，于是领着元搞创作，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。其中张玲的《秧歌》和《大地之恋》，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，文学质量奇差无比，只为拿元过日。

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，都还持着文学创作底线，对“绿背文化”恶痛绝。跟政治无关，他们纯粹是觉得拿元搞创作，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。

就拿张玲的《秧歌》来说，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“悲惨现状”。这女人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，她能写什么玩意儿？全靠瞎编造。

整个50年代，香港文坛都于阵营对峙当中，一方是“绿背集团”，另一方是“反绿背集团”。

“爸，我回来了，”周维烈推门而，“叶叔叔好，两位徐叔叔好！”

……

夜晚。

周赫煊惊：“什么，你准备去大陆？”

“是的，”周维烈解释说，“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，华罗庚老师担任组，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计算机。两个月前，我在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，邀请我加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。”